“委员长,昨夜我连做两个噩梦,梦里全军覆没。”——1963年4月的凌晨,台北士林官邸灯光尚在,陈诚忍不住把话挑明。语音刚落,屋里陷入短暂的死寂最好的配资平台,只剩秒针划过表盘的轻响。
噩梦并不是突如其来。三年前,陈诚在金门就已察觉暗流。士兵把废弃炮弹壳当花盆,把汽油桶搭成营房;新兵摸黑守望,连夜光瞄准镜都配不上。陈诚蹲下身摸了摸生锈的钢盔,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群人真要跨海作战?他没敢当场提出异议,只是回台后接连召开数次内部会议,用极隐晦的方式提醒蒋介石:反攻一事,先搁一搁。
外界那时看不透两个人的关系。按理说,他们是难得的“翁婿+黄埔+同乡”组合。早在1931年,蒋介石把干女儿谭祥许配给陈诚,这桩政治婚姻将两人紧紧绑在一起。“只要委员长一句话,我都去做。”这句话陈诚在抗战时说过不止一次。江苏、广西、湘北,他带兵冲锋陷阵,硬是将“蒋介石亲自点将”这块招牌打出了响声。
然而,风光一旦远去,裂痕就显得格外醒目。1947年东野败绩,陈诚灰头土脸撤回南京。有人大骂“杀陈诚以谢天下”,蒋介石却把他悄悄送往台湾当“前站”。换了地方,换了身份,他从指挥千军的将领成了操盘内政的省主席。财政、粮食、电力、土地改革,他挽起袖子干,硬生生把濒临破产的台湾拖回正轨,这才有了蒋介石随后“复职总统”的底气。
但自1952年起,陈诚就感觉风向不对。国民党七中全会中央委员名单,从25人缩到16人,和他一搭一唱的全被刷掉。蒋经国渐居中枢,决策时常“父子二人房里定”,陈诚被晾在外面。话虽没挑明,可气味变了——那是一种淡淡的不信任,像隔夜茶一样苦涩。
美国人的介入,让这股不安剧烈发酵。莫城德以“观察员”身份窜到台北,直接与陈诚晤谈。蒋介石自然心知肚明,表面云淡风轻,骨子里的防备却迅速筑起高墙。陈诚并未越雷池半步,但彼此间的猜忌已像阴雨天关不紧的窗缝,渗进每一次对视。
1958年,陈诚被推上“副总统”位置,看似荣耀,实则空空如也。他心里明白,这是安抚也是套索。闷了几个月,他写了辞呈,蒋介石一句“先放放”拖住不批。隔年,陈诚生日,他邀胡适、蒋梦麟等几位老友南下散心,香港报纸次日就登了耸动标题——“汉惠帝与商山四皓重现宝岛”。绯闻愈传愈烈,蒋介石脸色愈发凝重,陈诚索性不再解释,径直把注意力放在军费账本上。
不久之后,金门巡视的见闻像一记闷棍打醒他:若真要反攻,靠什么?汽油桶?锈炮弹?他在阳明山会议首次提出“先建经济、推迟反攻”,台下军方高层表情僵硬,蒋介石更是连连摇头。陈诚心里也清楚,委员长的执念不是几句话就能化解,可现实账面就是红字,他不能视而不见。
1963年的两个梦,将这些杂念集中成惊雷。第一梦,他率部队从福建登陆,一路北上,眼看围而歼之的大势已成,忽见解放军机械化集群从四野杀出,自己连突围方向都分辨不清;第二梦,更荒诞也更刺骨——百姓夹道迎军,本是凯歌,转眼却变成讨要粮食、药品的愤怒人潮,他口袋空空,伸手摸到的只是一阵凉意。醒来时枕边汗透,陈诚意识到:后院起火,兵心涣散,民心亦不可测,这是天示。再打,非毁不可。
于是才有了士林官邸那句“真没法反攻”。蒋介石暴怒,把烟斗摔在案上,“你怯战?”陈诚脱口而出:“待号角吹响,我自请出征,但此时此刻开战,就是送死!”两人僵持许久,蒋介石挥袖而去,陈诚也不肯低头。那一次,是他追随委员长数十年来,第一次如此硬碰硬。
年末,陈诚再递辞呈,蒋介石懒得挽留。职位虽保,实权已散。外界流言四起,说他们师生反目,说陈诚有意自立。谣言飞了几圈,又被沉默吞没。陈诚闭门不出,专心治病,偶尔对家人嘟囔一句:“大局已不可为,只盼台湾别再流血。”这话传到蒋介石耳边,老头子没作回应,只让随从记住:凡陈诚家属所提合理需求,一律照办。
1965年初夏,陈诚病重。长子陈履安守床侧,他费力交代:“顺从总裁,完成国民革命。”短短十几个字,语气依旧恭谨,却再未提“反攻”“反共”。外人看得纳闷,有官员建议把那几句话添进去,以示立场。蒋介石挥笔否决:“不必改。”随后亲书“辞修千古”四字,算是给这位昔日左膀右臂的终章。
如果说东野溃败让陈诚跌下神坛,1963年的连环噩梦则让他彻底看清:战争机器需要的不只是决心,还得有钞票、装备、民心与国际天平。那一年,他终于不再随口答应“反攻”二字,却也付出了和蒋介石深度决裂的代价。对错暂且不论,但在冷冰冰的历史账本里,“不能再反攻大陆”确实成了陈诚临终前最清晰的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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